法治江西网讯 据媒体报道，7月21日，在浙江温州龙湾一出租屋里，常女士一觉醒来，发现喉咙上架着一把刀，身旁站着一个持刀少年。

　　当常女士下意识地用手挪开刀尖时，锋利的刀尖划破了她的脖子和手指。见血后，吓坏了常女士，对方也有些发懵。常女士鼓起勇气对他说了一句话。“我弟弟跟你差不多大，你不要这样子！”

　　听完这句话，持刀少年马上丢掉刀，跪下来向常女士磕头求饶。交谈中，少年称最近缺钱，并带着哭腔，不停地磕头，求常女士不要报警。甚至当常女士主动提出将微信钱包里的100元转给他，他没有要。

　　常女士开门让持刀少年离开时，还告诫他，以后再也不要做这些违法犯罪的事。不过等对方走远后，常女士还是选择了报警，民警迅速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抓获。张某系贵州人，今年15岁，就住在常女士楼上。

　　办案民警透露，张某偷钱是为了请朋友吃饭，并非他自己没钱吃饭。张某“性格顽劣”，经常跟社会上的“狐朋狗友”打群架，请别人打架需要请客吃饭，父母给他的零用钱根本不够花。目前，张某因涉嫌入室抢劫已被警方刑事拘留。

　　此事一经报道，引发了众多网友的争论：有人认为，常女士用亲情唤醒了小伙子的良知，使他在最后时刻迷途知返，值得称道。但她不应该再报警，这样会让已经知错的他感到失望和寒心。也有人认为，常女士做得对，这次放过他，对方会有侥幸心理，说不定下次就抢钱还要杀人。该不该报警？报警还是饶恕，哪种方式更有利于挽救这位少年？在情与法之间，我们该如何选择？

　　主持人

　　戴平华

　　嘉宾

　　颜三忠 江西师范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任、教授

　　李春华  广东(深圳)穗江律师事务所

　　王有银 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、中国传媒大学法学兼职教授

　　李智辉 湾里区人民法院法官

　　求饶和放行是契约或谅解吗？有网友认为，入室“劫匪”丢掉刀，跪下来向常女士求饶，常女士好言规劝并将其送走，是用亲情唤醒了少年的良知，是一种宽恕，或者是谅解，更是一种契约，你不举报我，我就不进一步伤害你？这种理解对吗？

　　颜三忠：求饶和放行无论是一种契约或谅解，都必须明确一定的范围和边界，第一是当事人有处分权限，第二没有损害公共利益，第三法律能够加以认可。比如民事侵权行为，只要自愿达成和解，没有损害第三方或公共利益，法律尊重当事人之间的处分权和谅解协议的。但如果是刑事犯罪，则涉及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，当事人之间并无绝对的处分权，双方之间的谅解也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。法律对犯罪行为的定罪处罚主要依据事实与法律，并不完全取决于受害人是否谅解。

　　李春华：本案受害人的“好言规劝并将其送走”更多是基于避免自身受到伤害的权宜之计，很多情况下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。刑事犯罪侵犯的不仅仅是受害人的合法权益，更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侵犯，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无权“私了”。同理，不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谅解，也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谅解。

　　王有银：本案中,常女士和犯罪嫌疑人表面上达成的“你不举报我，我不进一步伤害你”，其根本不属于契约，只能说是一种受害人主观的宽恕，即取得受害人谅解。李智辉：抢劫少年停止犯罪，可能更多来源于对将来法律制裁的畏惧，常女士言行制止少年持刀抢劫行为作用极为有限，虽然如此，但常女士没有过激言行，以免少年铤而走险，而是给予必要的安抚，体现了自我保护的智慧，不是对持刀入室抢劫少年的谅解，两人之间也谈不上有契约的存在。

　　受害人该不该报警？

　　常女士放走求饶少年后报警，很多网友对该不该报警产生了很大的分歧，大家怎么看？

　　颜三忠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应该报警，而是报警之后法律是否能给予犯罪后迷途知返的人回头是岸的机会。根据《刑法》第24条规定，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，是犯罪中止。对于中止犯罪，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；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。当然，作为受害人，不能仅仅考虑自己的脱身而事后完全违背诺言，对于真诚悔罪的未成年人，应当尽可能予以谅解。

　　李春华：常女士报警的做法是正确的。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不能指望幸运去维系，而要靠健全的法律制度及其强有力的贯彻执行。对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，是对社会秩序的有力维护。

　　王有银：《刑事诉讼法》明确规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，有权利也有义务告知公安机关。面对犯罪行为，常女士选择报警无可厚非。此前，常女士选择用宽恕打动少年从而使得自身人身安全得到保障，可以说是一种智慧的表现。李智辉：无论是面对成年人犯罪还是未成年人犯罪，身处险境的受害人首先应当保护好自己，至于保护的方法，只要没有侵犯他人利益，甚至侵犯他人利益(多指犯罪嫌疑人)没有超过必要限度，就是正当的。对于犯罪行为，少年不能以其懵懂为其辩护，只能通过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进行挽救，阻止其继续危害社会，所以，常女士不仅可以报警，而且应当及时报警。

　　报警和宽恕哪个更能挽救人？在报警和宽恕之间，哪个更能挽救人？或者说，在情与法之间，我们该如何平衡？

　　颜三忠：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法律法规的底线，违法犯罪必须付出代价，未成年人犯罪也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，否则一味将宽恕可能会使失足未成年人无视法律尊严，没有对法律的敬畏，可能会变本加厉。同时，司法机关对涉罪未成年人要贯彻教育、感化与挽救的方针，坚持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的原则，慎用羁押等强制措施，慎用刑罚措施，落实帮教措施，严格实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，真正把涉罪未成年人当成关心帮助的对象，而不是简单地惩罚对象。

　　李春华：本案中，受害人选择报警，但并不妨碍其事后为犯罪嫌疑人出具谅解书，加上犯罪中止、未成年等情形，法院会依法对其从轻量刑的。所以，情与法之间并非水火不容，情理当然要讲，但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讲，而不能随意突破法律底线，否则就会对整个社会秩序构成伤害。

　　王有银：我国《未成年保护法》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、感化、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、惩罚为辅的原则。针对未成年人犯罪，我国刑法也规定了诸多减轻的处罚。同时修订后的《刑事诉讼法》新增加了“刑事和解”的规定。所以，从法律层面上来讲，国家已经尽量在法与情之间做了诸多的平衡。李智辉：法不外乎人情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，我国法律在入罪与量刑标准、附条件不起诉、犯罪记录封存等方面均作出了特别规定，以尽量消除追究刑事责任所产生的负面作用。对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施以刑罚主要目的是教育和拯救。一味地对不良少年进行宽恕，只能纵容他在邪路上越走越远，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惨痛的例子。

　　案件披露是否涉法律和社会伦理？

　　我们注意到，在新闻报道中，公安民警称对方为“劫匪”“性格顽劣”，称他的朋友是“狐朋狗友”；媒体报道中则称之为“劫匪”。对这类涉及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，这样的口吻和报道方式，是否涉及法律和社会伦理？

　　颜三忠：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新闻媒体，必须遵守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等法律规定，尊重涉罪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，关心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长，不能歧视更不能侮辱涉罪未成年人，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　　李春华：以这样的口吻和方式称呼、报道一个涉案未成年人显然不妥，涉嫌侵犯未成年人隐私、名誉权，有违法律和社会伦理。公检法等单位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，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，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，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。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，新闻报道、影视节目、公开出版物、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、住所、照片、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。

　　王有银：本案中，媒体的报道未能遵循相关法律规定，没保护未能年人的隐私，同时针对一些报道词汇，既不利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和挽救,也不利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处罚,甚至给其带来第二次伤害。李智辉：办案人员和媒体使用标签化的语言，可能使不良少年心灵上受到伤害，不利于对失足少年思想和心灵的感化和改造。应当指出的是，失足少年未经审判宣告有罪，公安民警或媒体即称之为“劫匪”，违背了相关法律规定，应当予以纠正。

　　记者戴平华